师旂[qí]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铭文是一篇重要的西周法制史料，向以难以读懂而著称。近百年来，学者们孜孜以求地探索其基础问题中存在争议的焦点，但是并未达成共识。时至今日，其铭文仍有不得顺利贯通文意之处，专题研究因而难以深入，长期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为推动师旂鼎铭文研究能够有实质性的新进展，目前必须着手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研究师旂鼎铭文的学术史。而首当其冲者，就是20世纪日本学者有关师旂鼎铭文的研究史。中日两国学者在有关师旂鼎铭文的研究上，存在学术信息上的不对称。这直接影响到近百年来师旂鼎铭文研究之学术史梳理的完整性和前沿性。

一、以师旂鼎铭文作为史料的研究

（一）利用师旂鼎铭文研究西周时代的罚金征收制度

1936年，贝冢茂树发表《西周时代的罚金征收制度》，以西周时期尤其西周后半期金文为资料，阐述其中所见的罚金征收制度。这是周王室将罚金的征收权委托于臣下之后，再将罚金按一定比率赏赐给其臣下。其中，以师旂鼎铭文作为支持其论点的例子。

这是日本学者利用师旂鼎铭文研究西周法制最早的成果。其中，接受郭沫若之说：师旂鼎为西周初期之器，该铭文内容所涉为师旂的部属不从王命之判决。

（二）利用师旂鼎铭文研究西周的审判制度

1979年，伊藤道治发表《关于西周时代的审判制度》一文，以西周金文来建构西周的审判制度。后经大幅度修订增补，作为其专著《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结构》的第五章。他主张，考察一个时代的统治、政治结构时，必须关注其构造的重要表现，即该时代的审判制度或法律体系。因此，研究审判制度的意义是把握其统治、政治结构的重要线索。

其中，主要以五祀卫鼎、卫盉、训匜以及传世的曶鼎、鬲从鼎、师旂鼎铭文等为史料，复原西周时期的审判程序。关于师旂鼎的断代从郭沫若之说，但对师旂鼎铭文的研读留下三个疑难问题。

二、专门研读师旂鼎铭文

（一）白川静《金文通释》

1966年，白川静发表《金文通释》第13辑，“师旂鼎”为其中第67号器。这是日本学者第一次对师旂鼎铭文进行全面考释与研读之作。在海外汉学界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

其篇首列出当时作者所掌握的师旂鼎基本信息，再将其铭文分为8句、4个段落进行考释、日译，指出第二、三段铭文是判决的内容，并对铭文中“于方”“得”“中史书”“对”字词进行独到解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否定郭沫若师旂鼎为成王之说，质疑陈梦家康王初期之说，主张康末昭初之说；也不赞同杨树达将判决结果理解为所谓“缓刑”之说。

（二）松丸道雄、竹内康浩《西周金文中的法制史料》

1993年，松丸道雄、竹内康浩刊发《西周金文中的法制史料》一文，从中国法制史研究指南的立场，系统介绍西周金文中的法制史料。师旂鼎列于其首（由竹内康浩执笔），由相关基本情况、铭文释文、日文训读、铭文大意、相关论文、附记构成。

首次提出郭沫若在《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中研读师旂鼎铭文。并据郭氏此书推断，该鼎是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关于器名，从郭沫若之说（即师旅鼎）。关于师旂鼎断代，赞同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西周中期之说，并推断为恭王时期之器。

尤其是，仔细梳理该鼎铭文的文理，以尝试提出全新解读方案：师旅的部下不从王征（此点各家理解一致），雷与其助手弘一起去报告伯懋父。伯懋父因此判决：“处罚师旅三百公斤铜。”但是，师旅表示不能接受此判决。于是，伯懋父再次宣布：“不从军之罪成立，但可免除所科罚金。此事要记录在案。”师旅因此而铸器记载判决的经过及其结果。与此前日本学者的解读不同，竹内康浩在此推测，该判决并未执行下去（其具体原因不详，不知是否私下与周王解释斡旋后得到谅解）。

由此，基本上理清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作器者师旅，是整篇铭文的主体人物（其部下并未在该案的审判过程之中出场，当然也没有必要）；雷与弘，是告发者；伯懋父，是裁判者。师旅要承担管理部下不严而出现的“不从军之罪”的罪责，但由于某种原因，巨额罚金竟然被赦免，但是其罪名仍然成立，并被官方记录存档。师旅因此铸器，铭记此案的结果，以在祭祀祖先时禀告神灵。

这一解读方案，较之以往各种意见更为简单、合理。以此来看，颇有影响的郭沫若所谓师旅“受罚而铭器，此例仅见”的说法，或许就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余论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贝冢茂树、白川静、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竹内康浩相继发表研读师旂鼎铭文的成果，构成了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师旂鼎及其铭文的学术史，具体涉及该器断代、铭文隶释、断句，和相关铭文字词的考释，以及其铭文中关涉的法律问题。

日本学者有关该器铭文的研究取得若干新进展。但在师旂鼎铭文研究之路上，现在至少仍有三只拦路虎：一是其断代问题，二是“于方雷”的断读，三是“得兹古”的解读。今后如果继续讨论这三个问题，20世纪日本学者有关师旂鼎铭文的相关成果或许可供参考。

（作者李力，系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