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对幸福的追求与渴望，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彼时人们对于一切美好、幸福的期许往往用“福”字来表达。在西周时期，关于“福”的内容，包含有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个方面，被称为“五福”。在观念上和文献记载中，周人将这五种幸福统称为“福”，古文字学家对“福”字进行研究，基本认为“事神致福”是吉礼的本质所在。周人对天神、地祇、人神的祭祀，都有在宗教层面上为周王室及其万民祈福，以保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基本可以认为是周人幸福观在宗教层面上的意义建构。

一、事天以致福

周人对于幸福的观念与对现实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在周人的思想世界，“天”是统摄一切的大神，它不仅可以控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亦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因此周人将“事天”作为周天子的头等大事和专享权利。

第一，事天以祈天命永续。据《尚书》记载，周代商后，殷鉴思想强烈，他们将取代殷商的客观原因归结为天命所为。同时，周人也意识到，既然“有命自天”，便可以通过人事来影响天的意志，即要有“德”。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周人将“事天”作为头等大事，将“敬天”作为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以郊祭事天来祈求上天持续赐予周人大命。敬天、事天观念为周人努力创造现实幸福提供了哲学根据。

第二，事天以祈万民多福。周人以为天不仅能左右王朝的兴衰、王命的存续，也能决定人间疾苦与幸福安康。周人指责商纣既不能虔敬地敬事上天，也不照拂天下苍生，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是无德之君，因此要替天行道。

由此可知，周人事天致福的认知逻辑为：天神是对王命、人间祸福具有超能力决定权的至上神，天神对人间的考察是基于王“德”，而王“德”的内涵则包括了对神明的祭祀和怀惠小民。

二、事地以致福

对大地的祭祀活动被称为“地示”，也可以称之为“事地”，主宰大地之神被称为“地祇”。

第一，事地以保社稷。对大地之神的祭祀，表现为对“社稷神”的祭祀。根据《礼经》记载，周人对社神和稷神的祭祀常常聚合在一起，一般以为祭祀二神具有同样的文化含义，“社”字从土是为土神，“稷”字从谷是为谷神。祭祀“社稷神”，最功利的目的是祈谷，为天下求福报功。周人以为社神与国家建设、民众的物质生活幸福有密切关系，认为祭“社”报功，有利于王命永续、国运永盛、物产丰饶。

第二，事地以教民美报。周人事地的活动体现于祭祀大地之神，既报其生育万物、养育万民之恩，又为天下苍生能持续享受着大地的恩泽而祈求福祉。祭祀的规格和祭品也是极为讲究，凡是大地之所产，应有尽有，以表达“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虔诚态度。不仅如此，西周贵族在修建宫室或国家有重大战事时也要先在“社”进行祭祀，或祈福或报功。

上行下效，周天子对于大地之神的祭祀和崇拜，无形中引导着民众对大地之神的感恩、敬仰与膜拜，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大地之神的宗教情怀。

三、事祖以致福

在周人的观念中，“祖先神”被理解为可以来到宗庙享用献祭之物，并能够视察到人间世事、赐福和保佑子孙万代的人神，因此宗庙之祭也是重中之重。

首先是追孝报功以绵续宗子之福。西周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维持社会秩序平衡与稳定的方法是以“孝”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宗法关系网络和朝贡体系。其中“孝”包括了生养和死祭，生养即对在世的父祖辈的奉养、恭敬、服从；死祭，即对去世的父母、先祖先公先王的祭祀。其本质是周人通过慎终追远的事祖活动，一方面将对在世父母之孝延伸和扩大到对去世先人之孝，推广和强化着宗法社会内部的人伦秩序和道德，建构起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伦理等级。另一方面通过虔诚周到的事祖祝祷礼仪，祈求“祖先神”持续地赐予子孙永恒的国祚与幸福，又以献捷和丰年祭事祖报功，以敦促鼓励贵族子弟承担起王命永续的责任和使命。

其次是强化秩序以祈天下共福。西周社会礼仪繁多，各种礼仪活动也昭示着其政治意向，比如周人的食馂[jùn]礼、赐胙[zuò]礼，便是通过饮食共餐的原始习俗，一方面通过祭祖共餐活动，强化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祭祖之“馂”（即余食）和“胙”“膰[fán]”，又被神化为能为享用者带来福瑞的福食福肉，于是宗庙之祭后，通过食“馂”、赐“胙”将先公先祖的福佑和王室的恩泽由天子而及天下之人，使天下人同聚共福，强化了西周天下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

西周吉礼中对三类神祇的祭祀活动，是周人在物质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幸福方面的宗教建构，是他们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观念。周人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宗教活动，将一切政治、伦理教化、幸福期许寓于其中，建构起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形成了西周时代的伦理等级秩序、集体道德和天下幸福观念。

（作者刘晓燕，系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