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旂鼎铭曰：“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艿。伯懋父乃罚得隰古三百锊，今弗克厥罚。懋父命曰：宜播，虘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播，其有纳于师旂。引以告中史书，旂对厥决于尊彝。”

鼎的年代，目前学界多定为穆王时。

西周金文中有关伯懋父的记载，除此鼎外，还有小臣誺簋、御正卫簋、小臣宅簋、伯懋父簋、召尊、作册夨令簋、中甗、吕壶（吕行壶）等。据铭文“康王时伯懋父率军征伐东夷反叛，昭王时率师伐楚、主持江汉一带的防务，北征方雷”等记载，推定伯懋父应系康昭时期总揽军旅事务的长官，或即总领王师的司马髦。铜器铭文中有关伯懋父的记载集中于康昭时期，师旂鼎系年代最晚者，若按旧说其为穆王时器，则伯懋父自康王至穆王时期一直在王朝任要职，且至穆王晚期时仍领兵出征，实无可能。

师旂鼎的形制表明其应系西周中期穆王前期器，其口沿下所饰之长身、分尾、垂喙的鸟纹系昭穆时期的典型风格，结合铭文之“伯懋父”来看，其年代应定为昭王时期为宜。

著名的班簋铭曰：“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緐、蜀、巢，命锡铃、勒，咸。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驭、人伐东国㾓戎，咸。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靖东国，亡不成天畏，否畀纯陟。公告厥事于上，唯民亡延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唯敬德，亡卣（攸）违。班拜稽首曰：乌呼，不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后）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广成厥功，文王孙亡弗怀型，亡克竞厥烈。班非敢觅，唯作卲（昭）考爽，谥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

簋铭的毛伯与伯懋父在时间、空间和事件上多有重合，故可推定毛伯即伯懋父，康王后期继虢城公主持军务，昭王末年卒，由其子毛班继任。

一般认为班簋系穆王时器，王世民等指出铭文“伐东国㾓戎”及“三年靖东国”表明其不能晚至穆王，应系西周早期后段器。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铭文等各方面看，班簋皆应系西周早期昭王前后器，簋应作于毛公逝后，系其子班为祭祀和纪念毛公而作。

若按旧说簋铭所记系穆王初年伐东国，则与肃卣所载穆王东征时间不合，且卣铭云此番东征系穆王亲征，与班簋铭则云东征由毛伯领其事相违，可见卣铭所记应非穆王初年之东征，簋铭所谓“伐东国㾓戎”亦非穆王初年事。

据文献，昭王时的基本国策是经略南土，主要体现为先后两次伐楚（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古本《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而对与南土汉淮之间诸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夷，则采取怀柔政策予以安抚。基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昭王命毛伯广伐东夷，与东土诸侯长期鏖战，亦无可能。

“毛伯”又称“毛公”，字“毛父”，系毛叔郑之子或孙，是康昭时期的军事统帅。作器者班系其子，《穆天子传》作“毛班”，《竹书纪年》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率师从王伐犬戎。”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祭公之顾命》亦云：“公懋拜手稽首，曰：允哉！乃召毕桓，井利、毛班。”可见班簋的器主毛班应系昭穆时人，其父毛伯殁后继任毛公并总揽军务，系穆王时期的军事长官。传世毛公旅鼎的“毛公”即毛班，鼎系其继任毛公时所作，班簋系其为追忆和纪念先父毛公所作。河南洛阳北窑墓地出土毛伯戈等“毛伯”皆指毛班，穆王前期任大司马类职，卒后由师雍父继任。可见班簋的年代无疑应早于穆王。

毛公旅鼎和班簋皆未提及时王，可能当时昭王新殁而新王尚未及位。同样，此时毛班亦未继其父毛伯任，及至穆王即位后，才任命班继任其父之职，毛公旅鼎或即作于此时。毛公旅鼎的器主既称毛公，若其系毛班，则其时班已继任毛公并领大司马事，然则鼎应作于穆王即位后，系穆王初年器。若毛公系班之父毛伯，则其当作于昭王时期。据铭文看应将其定为穆王初年即略晚于班簋为宜。班簋与毛公旅鼎系一前一后所作，共同见证了毛班追记其父考毛伯与继任毛公和大司马的历史。

班簋记事为追记，所记“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之事无疑应系前王即康王而非时王即昭王时事，否则毛公刚上任却很快又亡故，不合常理和逻辑。可见毛公“更虢城公服”是康王时事，亦即伯懋父卒于昭王时期，应可定谳。

总之，从相关历史事件、人物、时空和逻辑关系等各方面观察分析，只有将伯懋父和毛伯视作一人，将师旂鼎的年代定为昭王时期，班簋定为昭穆之际，方才合理而无矛盾。师旂鼎的器主师旂为伯懋父属下，与伯懋父年代相仿，系康昭时人；班簋的器主毛班为毛伯即伯懋父之子，系昭穆时人；师旂的活动年代要早于毛班，师旂鼎的年代也应早于班簋。师旂鼎作于昭王十六年伐楚之前，班簋则作于昭王伐楚失败之后，穆王即位之前，系昭穆之际器，鼎簋是昭穆之际纷繁复杂的历史之见证。

（作者黄锦前，系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题名为“申论师旂鼎的年代——兼论伯懋父与师旂及毛班之年代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