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体精神根源于意识的能动性，其现实化是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改变主体、对象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儒学的主体精神为仁与义，肇始于周秦之际的孔子、孟子及荀子。

一、儒学主体精神的肇始

（一）肇始的时代背景

自夏商周以至秦初，反映潜在主体精神的天神观念转至关注人的道圣观念，人的主体精神得以萌发显现。然而周秦之际的主体精神竟是以社会失范、列国蚁噬鲸吞的战争为背景，凸显为不仁不义的主体精神。孔孟则提倡仁义，将二者凝为儒学主体精神最显著的标志。

（二）主体精神的觉悟是儒学形成的基础

周秦时代，人的主体精神迅速觉醒，对自我进行重新发现与反思。孔子对民人和鬼神的态度，差别非常明显，“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重人远鬼神成为智者的衡量标准。将主体精神视为人应追求的最高自由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仁、义标志着周秦儒学的主体精神

春秋时，仁、义初为一种散乱的概念。孔子将“仁”升华为儒学的首要核心，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作为最大理想。此后至战国，孟子深刻感受到由“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已不可能，则把孔子的“恶不仁者”改造为“义”，将其凝华为与“仁”并列的核心概念。

二、儒家仁义主体精神的内涵与其现实化的发动

周秦儒学的“元仁”统绪由孔子建立、拓展，孟子则在仁、义的系统深化中提出了性善论。

（一）仁、义的内涵

孔孟都非常强调儒家君子的为人之道。仁是第一序的，可以自足；义是第二序的，需与理并存。孔子结合生活情感，描述了仁的七个要点。一，仁是人的根本属性；二，为仁时难、时易；三，仁以敬亲、孝悌为大；四，仁的方法是恕；五，仁有超验属性；六，仁的最佳程度是中庸；七，仁虽是全德，但不全能，亦不全善。对义有四个要点。一，义是“成人”和君子人格的第一标准；二，义既是君子做事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三，义主要处理外向性的关系，常与“民”“富”“仕”连用；四，义主要表达刚、断、别等含义取向，常与“勇”“信”“质”等一起出现。孟子继承孔子，将主体人群从君子推扩至平民，立足生活，区分出主体精神的三种形态。对象分为物、民、亲三类，以爱、仁、亲三种方式对待，总则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一，对物以爱、“爱惜”，取用有节，“斧斤以时入山林”；二，对民以仁、“爱护”；三，对亲人、贤者以互融性的“亲爱”。

（二）孔孟追求仁义主体精神时的特征

对于仁义，孔孟将其最终落实于自我的追求与担当上。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外者也”“舍我其谁也”。在孔子那里，仁是首位的，也是多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将“仁”融入一切社会活动中，对义的强调相对较少。孟子时，天下悖乱，强权即公理，所以他在讲各种“仁”时，更注重表分离的“义”。

（三）孔孟发动了仁义主体精神的现实化

面对春秋时的“礼崩乐坏”，孔子注重“复礼”，实际是延续周代“仁”德政治现实化的成果——损益后的周礼。孟子则在性善说上将“仁、义”深化为恒产井田之类的王道仁政。然而，从当时的实际影响来看，他们提倡的仁义主体精神，只是初步的社会现实化。

三、周秦儒学仁义精神在后世现实化的历史节点与结论

周秦时代，道圣观念的现实化更多的是君王“单向度主体精神”的绝对化与无上权威的展现，本质是君王把他人视为“物”而毫无仁义可言。主体精神彰显伊始，在仁义主体精神现实化的基础建设上，尚无推动它的强大政治力量，因而难以深化。可以说后世直到两宋时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以及明代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依托士大夫群体，儒学主体精神理论体系的基本建构和推动君子内圣修为现实化的实践体系才算基本完成。同时，如果只强调主体精神现实化的制度体系的累积进步，而缺乏在精神层面上对共同主体精神成长的关照，那么社会的“礼”“法”建设也必然会虚化。进而，忽视共同主体精神的“现实化”亦属于本末倒置，如荀子强调以君主为中心的“礼”“法”建设，讲“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等等。单方面强调了围绕君王的外在化政治秩序，这必然会导致偏重于突显君主专制的单向度主体精神和威权暴政的现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仁义主体精神的“现实化”。

要之，后世儒者一直困扰在与主体精神相伴生的“两化三形态”中，即理论化、现实化与主体精神“不仁不义”“单向度”“共同态”的三种形态。时空流转，佛道两家在民众的“主体精神现实化”上的巨大成功，倒逼出了儒学在理学、心学两个层面对仁义主体精神的现实化和广泛普及的深度探索实践。直至明末顾炎武等儒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乡间实学的广泛践行，才使得“仁义主体精神现实化”初至规律层面。凡此，今人总结出儒学再发展的关键在于，面向大众的仁义主体精神如何彰显与现实化。

（作者鲁建辉，系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