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下》《周礼》等经书中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长期以来被视为西周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的出土使学界开始质疑这一传统认知。西周时期，尤其是前期，无五等爵制的说法逐渐被学界接受，公侯伯子男不过是外服国君的不同称号。在此认识基础上，考察诸侯初封、徙封时接受天子器物赏赐即“分器”的具体情况，有助于进一步追究诸侯称号的内涵及后世所传“命圭制度”的真实情况。

一、分器的类型与封建意义

所谓分器，是指周天子在封建诸侯时赏赐的具体器物。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所见，可分作五类。

其一，俘获殷之器。武王克殷，获有大量殷商宝器。《尚书·洪范》称“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多种带有商式徽识的青铜器，学者多认为是分器的结果。

其二，古代之物。《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乃夏代美玉，封父之繁弱为古诸侯封父的大弓，皆为前代遗留。

其三，天子用物。《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周景王曾言“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可见此类器物本是文王、武王自用之器，后作为分器赐予诸侯。

其四，特殊信物。《国语·鲁语下》载，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先王“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此矢成为陈国始封之分器，具有昭示旧职、垂戒后人的特殊意义。

其五，通常玉器、车服、兵器、彝器之属。如伯晨鼎铭文记载封侯赐物有“彤弓、彤矢、旅弓、旅矢、戈、皋胄”，此类分器最为常见。

诸侯受封皆得分器，藏之府库，贡之宗庙，用以明其身份。《左传》定公八年阳虎作乱，盗宝玉、大弓，次年复得，经书曰“获”，杜预注云“弓、玉，国之分器也，得之足以为荣，失之足以为辱”，可见分器之于诸侯国的重要性。

二、分器赏赐与“侯”“伯”之别

西周外服所封“侯甸男”与“伯”的称号来源不同，“侯”由商代职官演变而来，具有明确的军事职能，凡称侯者皆受天子册命，表现在语言上则为“侯于某”。覐公簋铭文“王命昜（唐）伯侯于晋”，清华简《封许之命》“命汝侯于许”，皆是其例。而“伯”原为宗族排行之长，后引申为国君泛称，如曹叔振铎之后称曹伯，并非天子所授职称。

定公四年子鱼言周公相成王，分封伯禽侯于鲁，康叔封于卫，皆既封国又命侯。唐叔则不同：他受封于夏墟，仅得封国而未受侯职，故其子燮父称“唐伯”而不称“侯”。及至成王册命燮父“侯于晋”，方由伯转为侯。可见封国与命侯是两事。

从分器来看，侯为武职，分物中有武器之属，如路车、弓矢、军鼓等自不待言，唐叔赐有“阙巩之甲”，所赐为甲，当与成王命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特殊政策相关。《礼记·王制》中提到“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有无征伐之权或即侯与伯的重要区别。

三、分器赏赐与“公”“子”之实

称公诸侯中，宋公最为典型。宋为殷后，受封以奉其先祀，《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宋有向魋之乱，“求夏后氏之璜”，孙庆伟认为此璜即宋之分器，与鲁国所有相类。可知宋确受周室分封，其称“公”乃尊崇殷裔之故。

称子诸侯中，楚的情况截然不同。《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又言“求鼎以为分”。籍谈亦云“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楚灵王自承无分，与籍谈之言相互印证，说明楚并未接受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司马迁《楚世家》称“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实为后世之说，与楚王自述不合。

楚的地位在周初十分卑微。《国语·鲁语下》载岐阳之盟，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不与盟。荆子鼎铭载荆子仅作为服务人员参与，获赐较少。《清华简·楚居》更言熊绎与屈紃“使若嗌卜徙于夷屯”，楚人自行占卜决定迁徙，不受周室统一安排，与周初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周密规划形成鲜明对比。凡此可证，楚实为归顺的服国，并非周室封建诸侯。其称“子”当源于《楚世家》所载“鬻熊子事文王”，乃是投靠姿态的反映，而非周天子所授子男之爵。

四、分器与命圭制度辨疑

经师据《周礼》建构的公侯伯子男各执不同命圭、天子执瑁冒圭，以及诸侯薨归瑞、新君即位班瑞的礼仪制度在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均无实证。《仪礼·聘礼》仅区分朝天子与问诸侯两种圭制，并无五等命圭之分。《觐礼》记诸侯觐王时“奠圭”“取圭”“王受之玉”，天子直接受圭而不归还——若圭为信物，诸侯失圭何以守国？清儒惠士奇、孙诒让早已疑之。

真正见于册命赏赐的玉器多为“圭瓒”之圭，如《宜侯夨簋》之“商瓒”以及《毛公鼎》之“祼圭瓒宝”，常与秬鬯同赐，象征命祀权的授予。此类册命场合所赐之圭方可称“命圭”，其本质仍属分器。至于《诗经·崧高》之“介圭”乃王赏赐之物，《韩奕》之“介圭”则为韩侯进献之礼玉，皆与命圭制度无涉。由此，战国至汉代经师以五等爵制为框架构建的命圭体系，实为后起建构，不可用以解释西周政治实态。

从分器入手，可澄清诸侯称号的实际差异，亦可解构后起命圭制度的神话，为重新认识西周封建秩序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与金文依据。

（作者马德鑫，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