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从商代甲骨文“福”字字源发生的角度去分析，其内涵已基本包括了幸福的物质维度、政治维度和信仰维度。

一、商人幸福观的物质维度：崇富恶贫

先商时期人们的生计方式以游牧为主，其后逐渐转变为基本定居，过着农、牧相结合的生活，他们善于驯服牛马，也善于贸易，商人蓄养的牲畜多为马、牛、羊，并经常赶着畜群去交易。《尚书·酒诰》中就有关于西周时期朝歌商代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记载，这些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人就是商代的商贾。李学勤先生在《商史与商代文明》一书中说，徐中舒先生认为“商贾之名，疑由殷人而起。”商人先祖王亥善于经商，所以后世商人不但敬重他，而且形成了商人负贩经商的传统，故《礼记·祭义》中说：“殷人贵富而尚齿。”即商人崇尚富贵、长寿。《礼记·表记》说商人“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史记·殷本纪》载“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都反映出商代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喜好。学界以为，商代人对贫富的重视甚于贵贱，有崇富恶贫的价值取向，从甲骨卜辞及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商人非常崇尚利益、财富，无论是对鬼神的祭祀，还是对诸侯方国的管理与战争，其行为动机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利益。

商代后期，商王朝的农耕、畜牧经济都有发展，尤其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盘庚以后商代甲骨卜辞中屡屡呈现，反映出时人对物质幸福的愿景。比如在卜辞中，有大量的“求年”“受年”“求禾”“受禾”和祈雨，以及对农业气象观测的记录。“禾”既指谷类庄稼的总称，又指粟米；“求”就是祈求；“受”是授给的意思；“年”，禾谷成熟为年。也就是通过祭祀、占卜来祈求帝、先王、先公给予丰年的福佑。《吕氏春秋·顺民》有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二、商人幸福观的政治维度：修德勤政

商代处于古代文明初期阶段，能反映商人幸福观政治维度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史记·殷本纪》《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二是商代的甲骨卜辞。

《史记·殷本纪》载商汤修德，其德至于禽兽。《吕氏春秋》载汤为民祈雨，曾以己身祷于桑林。因此，汤以有德著称于世，因修德而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史家以为“商汤修德”是商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修德勤政”也成为司马迁笔下王朝兴衰治乱的考察依据。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修德勤政使得天下归服的记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些记载反映出商代社会各阶层视商汤之法为治理良法，商王只有实行有德之政、行爱民宽民之事，方能得到国人的认同。说明君王有德、政治修明、百姓安宁，是商代时期人们所希冀的幸福社会。在《史记·殷本纪》《吕氏春秋》中，有记载“穀桑共生”一事，李学勤先生对此进行研究，认为可能是大臣借神异之事，劝谏商王修德，振兴王朝。

三、商人幸福观的信仰维度：福由神定

在商代人的思想中，福由神定，而“帝”是最大的神。在商代人看来，“帝”居于神灵世界最高位，有众神之神的权威意义，“帝”可以决定风雨年成、吉凶祸福、幸福安康，是超越社会与自然的万能神。因此，大部分表达与幸福相关的文字都与“神”即“示”有关，比如祯、祥、祚、福、祠、祈、祷等，在《说文解字》中共有67个，其中与“福”的含义相同或相关的有16个字，分别为：禧、祯、禛、福、祐、禄、禠、祥、祉、祺、禔、祈、祷、禬、祚。这些汉字都表达着对神祇的膜拜和祈福，也都蕴含着吉祥美好之意。表明在商人的信念中，一切美好、幸福的事项和感受都是“帝”的赐予。比如“福”字，罗振玉以为甲骨文的“福”字，像奉“尊”于“示”前，类似于礼书记载天子祭祖中以斝爵酌酒奠于主前的仪式。酒是五谷与甘泉经过发酵所成之精华，芳香扑鼻，古人相信气味通天，故灌酒于神前，即为报神之福或求福之祭，如殷代的侑祭和告祭。侑祭为进献酒食于神灵并以乐劝食之祭，其目的是“以介景福”。告祭的事项范围很广，《尔雅·释诂》：“祈、请，告也。”殷代的告祭即“祷”，《说文》训祷为“告事求福”，告祭当为祈请神灵赐福免灾之祭。商人的福由神定观念，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却为自身发展寻找到了心理抚慰，并借此凝聚了人群、维持了社会秩序。

商代人对于幸福的多维追求，刺激了人们努力耕作、创造财富、修德勤政，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刘晓燕，系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