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宋微子世家》：“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在古人看来，父子之间有骨肉之情，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骨肉之情无法割舍，故子谏父不听只能号泣随之；君臣之义则可因事、因时而变化，故臣子三谏不听则可自行离去。可见，“三谏不从则去”这一行为准则里蕴含着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君臣以义相合

君臣有义是儒家五伦之一。《中庸》：“义者，宜也。”以君臣关系而论，义即“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可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义”既是个体立身处世的原则，也是君臣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

何为君道？孔子认为为君之道首先要正身，“正其本而万物皆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孔子家语·致思》）。荀子亦曰：“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因此，人君欲施仁政、行王道于天下，应“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如此便可“天下归仁焉”；其次国君要“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任用贤人就可以身佚国治，功大名美。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不仅如此，国君还要“任贤勿贰”。“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荀子·君道》）

何为臣道？孔子认为为臣之道莫过于忠君。这里的忠并不是愚忠和盲从，而是“能审其所从”，即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顺命还是抗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孝经·谏诤》）荀子云：“从命而利君谓之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因此，子路向孔子请教事君之道时，孔子答曰：“勿欺也，而犯之。”意即对国君“不能阳奉阴违地欺骗他，却可以当面触犯他”。故“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荀子·臣道》）可见，荀子认为能逆命而利君的“谏、争、辅、拂之人”，才是真正的忠良之臣，才是“国君之宝也”。因此，孔子曰：“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

君臣若各尽其道则为道义相合，双方勠力同心则可施仁政、行王道于天下。反之，如果国君德行不修、仁政不施，以致“大臣不得尽其忠，民多怨治”（《晏子春秋·内篇问下》），面对这种情况，臣子应该劝谏国君，将其引上正道。如果国君执意妄为、不听劝谏，则表明君臣道义不合，臣子徒留无益，就可选择去君、去国以自保。贤臣、君子皆背君而去，国灭家亡可立而待也。因此，《吕氏春秋·先识览》：“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二、君臣以礼相交

君臣要维持良好的关系，除了道义相合以外，彼此还要以礼相交。春秋、战国时期人员流动频繁、君臣双向选择的氛围，也要求国君以礼待臣。因此，“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成为当时的共识。当鲁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这个问题时，孔子答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即国君对臣子应以礼相待；臣子对国君应忠诚勤勉。只要国君能做到以礼待人，君臣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反之，如果“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既是一种具有等级差别的伦理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平等性质的契约关系。孔子所说的“礼”就是“这种契约或者契约一般化后的习惯法，它明确划定了君对臣、臣对君的权利和义务，也明确了其范围。君只能在此范围内指使、支配臣，此范围内，臣也须忠于职事。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可以劝谏君。君若不听劝谏，继续错误的行动，而把臣置于不必要的困难或险境，臣就可以拒绝履行，甚至可以解除君臣关系”。

可见，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在遵守礼仪制度的前提下君臣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关系，二者各有其权利和义务。在这种关系下，君臣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国君如果遵守契约，礼遇臣子，则臣以忠侍君，如此君臣关系和谐稳定；国君如果违背契约，慢待臣子，不听谏言甚至侮辱臣子，臣子便可逃离国君，避免灾祸，如伍子胥去楚、赵盾逃晋、乐毅降赵等。春秋战国时期游士的大量出现就是君臣关系之契约性和君臣以义而合之伦理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三谏不从则去”，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

（作者刘冬妮，系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