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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文化与青铜器】历代《孟子》文献类型变迁与注疏简论

发布日期:2026-04-18 08:35:22 阅读量: 来源:“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

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儒学,堪称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传世古籍《孟子》是研究孟子思想的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其文献类型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迁。

一、周秦两汉时代的《孟子》

战国之时,周道衰微,诸子裂道而各得一端,将其笔之于简策,致使策籍日益复繁。官方对诸子学说或抑或扬,《孟子》亦处其中。

(一)《孟子》成书时的文献篇目与类型

战国中期,孟子在王道仁政思想难以践行而离开齐国后(约公元前312年),便归老乡野,与弟子著成《孟子》七篇。直至汉初,它只作为“诸子书”而小众流传。

(二)《孟子》在两汉的变化

汉文帝时,《孟子》第一次由“诸子书”升半格为“传记博士”,成为“五经”的附庸,即“附经之传”,地位处于经、子之间。此因学者尊崇圣人余绪,尊“传”以“经”名。历代除“六经”(即“五经”、《乐》佚)为正名外,“七经”“九经”乃至“十三经”“十四经”等都是如此。武帝时“独尊五经”,《孟子》又降格重归诸子。

东汉末年的一批儒者,使《孟子》研究出现小高潮。篇目方面,赵岐所定“七篇”已成为历代共传,其《孟子章句》为保存《孟子》文本作出卓越贡献,也是完整流传至今最早、最可靠的注本。至于《孟子外书》四篇,赵岐论定为仿托。

二、魏晋隋唐时代的《孟子》

(一)魏晋时的《孟子》研究:深度提升但注疏稀少

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最为频繁,作为治世学问的儒学,整体上处于低潮。《孟子》研究见于著录的只有晋代綦毋邃的一部《孟子注》,阐发了孟子思想。此时孟子地位有所上升,渐超荀子,人们开始并称“孔孟”。伴随《论语》升级入经,《孟子》再次超越子书,走向经书。

(二)隋唐时的《孟子》研究:重回热点,地位曲折上升

《孟子》在隋唐时期基本上表现为“乍暖还寒”的境况。隋代的《孟子》研究整体上乏善可陈,王通作《中说》传世,提出三教可一。唐代长期繁荣稳定,为研究《孟子》乃至儒学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道、佛势力,儒者奋力尊奉具有战斗精神的孟子,抵御二家的侵凌。代宗时,杨绾上疏要求批准《孟子》入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韩愈在《原道》中称述孟子承续儒家道统,使《孟子》入经之势已成。晚唐皮日休曾数次上疏,请以《孟子》为学科。隋唐民族大融合,但也使语音混杂。由此,研究《孟子》的关键落在订正语音语义。史籍著录的有关《孟子》的五部专著,林慎思的《续孟子》为于今仅存的一部。其思想与《孟子》出入较大,但基本反映了此时孟子研究的恢复和转折性质。

三、宋元明清时代的《孟子》

(一)宋元时期,《孟子》升格为“经”,注疏丰富

宋朝鉴于唐末武将变乱为祸,在政治上褒奖重用文人,使得社会文化高度繁荣而武功不振。《孟子》中心性义理适应反击异端的需要,其繁盛和升格已成必然。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柳开知润州,重修孔庙,纳孟子配享。公元1041年前后出现了尊孟思潮,范仲淹等人先后倡言,在国家政治层面表彰孟子之功。公元1061年嘉祐石经竣工于开封太学,《孟子》升格位列“九经”之数。公元1071年首次列入科举。高宗御书石经中有行书《孟子》。《直斋书录解题》中,陈振孙从目录学角度首次把《孟子》正式列为经书。

注疏上可称蔚为大观,仅见于《崇文总目》等书目的就有一百余种,流传至今的约二十余种。总的特点是注重阐发“心性”“义理”,大致采取注疏、解说和考辨三种形式。朱熹的《四书集注》(含《孟子》)代表了宋代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国子司业刘爚奏准将《论语孟子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

宋元之际,华族内忧外患,人心不定。金朝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对前人的孟子研究多有辛辣评述。整体上《孟子》研究在元代较为沉寂,以消化朱注为主。元仁宗(公元1313年)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题限于朱熹《集注》中,参考答案亦以其为主,使《孟子》普遍流行。

(二)明清时的《孟子》研究:成果众多、地位总体稳定

明代除了集中于《四书》研究外,影响较大的有黄宗羲《孟子师说》一卷等。特别地,明太祖曾欲罢孟子配享文庙,理由是《孟子》抑扬太过,非臣子宜言,命儒臣刘三吾编著《孟子节文》。明清之际,出现了孙奇逢、顾炎武、李颙等大儒,他们面对“亡国”与“民族危亡”的变故,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深刻思考,也将《孟子》研究推向新的方向。清代的《孟子》研究,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二大高潮,大体呈现了去虚就实的特征。考据学承续前朝而获得了高度发展,成果丰硕。大成之作当属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焦氏既纠正了许多赵岐注的错误,又补充其缺失,还阐发赵注,甚至发挥了《孟子》中的许多思想义理。至今该书仍是《孟子》注疏最为翔实的著作。

总之,人常说“窥斑知豹”,厘清历代《孟子》文献类型的纷繁复杂的变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演进发展。这对准确理解儒学与民族的精神特质,以及今人建立文化自信也大有裨益。

(作者鲁建辉,系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编辑: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