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王朝的封建赏赐在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周初政治生活的关键举措，也是周王室赏赐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主要施行于武王、成王和康王时期，“授土授民”是其主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其政治意义关注较少。深入探究这一制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周初的历史演变。

一、瓦解旧制 削弱殷商反抗

周初，周武王灭商后，在政权建设上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策略。他在关中及殷商王畿周边建立了一些采邑性质的诸侯国，对殷商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未进行有效改造。例如，对殷商政权的先圣之后实行“褒封”，只是建立了名义上的政治隶属关系；对商纣之子武庚采取宽大处理，将其继续分封在殷商王畿地区，并设置“三监”监督；大量殷商贵族仍留居原地。同时，东方地区方国众多，周王室对其治理缺乏有效措施，这些方国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这种局面使得周王室未能实现对殷商旧疆的有效统治，还为殷商贵族叛乱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三监”之乱爆发。

“三监”之乱后，周王室吸取教训，实施以“授土授民”为核心的封建活动。“授土”即剥夺反周殷商贵族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新封诸侯，这一举措瓦解了殷商社会旧有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夏商时期方国林立，边鄙地区多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容易游离于中央政权控制之外。“授土”活动引发的移民潮，打破了先秦单一族类集团聚居的模式，使得中原地区的周人、商人等新族属融入边鄙地区，削弱了原有社会组织结构，消融了方国的离心力，增强了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

“授民”活动同样意义重大。殷商灭亡后，周王室对殷商贵族采取就地监督的安抚政策，但这也为其叛乱创造了机会。武庚在武王驾崩后勾结东夷发动叛乱。平乱后，周王室将大量殷商贵族分封给各国诸侯，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这一举措不仅分解了监督任务，更将殷商贵族集团化整为零，使其被各诸侯国控制，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开疆拓土 藩屏周室

封建赏赐使得周王室在殷商废墟上建立了众多听命于己的诸侯国，实现了开疆拓土的目标。这些诸侯国在北方、东方和汾河谷地区形成了坚固的军事屏障，有效镇抚了西北的戎狄和东方的诸夷，保障了新生政权的稳定。

燕国位于姬周疆域北部边鄙，是抵御殷商残余势力南下的重要防线。“三监”之乱后，河北及东北辽宁地区成为殷商残余逃亡的聚集地，他们可能与东北地区的孤竹国联合威胁周王室。周王室分封燕国，旨在防范殷商残余与孤竹国联合南下，切断东北殷商残余势力进入中原的通道。

邢国位于燕国南部，是抗击戎狄的重要军事屏障。1978年出土的臣谏簋铭文显示，邢侯曾率军抗击戎狄。邢国的存在对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一旦邢国覆亡，将直接危及卫、齐、宋、曹等华夏诸侯。

晋国建立前，其所在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戎狄经常内侵，威胁中原王朝边境安全。周初将晋国分封在此，晋国成为抗击戎狄的中坚力量。经过长期斗争，晋国最终征服戎狄。晋国不仅守护了封疆，还承担着维持邻邦和平稳定的责任，是周王室在中原王畿西部的强大军事屏障。

在东方，齐、鲁是抵御夷敌的核心力量。山东半岛原由东夷、淮夷统治，周初局势动荡。齐国分封在营丘，肩负肃清东夷残余势力的重任。太公赋予较大军事权力，他治理有方，使齐国成为富庶大国，有力地抗击了淮夷入侵。鲁国建立后，也面临东夷反周势力的威胁。伯禽积极应对，鲁国成为抗击淮夷、徐戎的核心力量，春秋时期仍在抵御淮夷方面成绩显著。

三、文化交融 促进民族融合

周初的封建活动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征服，也是文化上的征服与改造。封建赏赐向被征服地区输入了大批礼乐文化的传播者。分封鲁国时，周王室赏赐给伯禽“祝、史、宗、伯”，这些人是中央政府的知识分子，熟悉典章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们以鲁国为中心，用姬周礼乐文化教化和改造殷商遗民，树立了姬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统治地位。伯禽为改造当地文化，花费三年时间，可见文化征服并非易事。

周王室还针对不同封国制定了文化征服和改造政策。分封卫叔时，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立足殷商文化，用周文化引导改造；分封唐叔时，要求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虽然史书未记载对燕、齐两国的文化改造指导，但可推断应有相关规划。太公受封齐国后，简化君臣礼仪，尊重当地风俗，治理效果良好，这表明自然的文化融合对政治治理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强制的文化融合可能带来阻碍。

这些文化征服和融合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国家在贵族文化引导下，使各诸侯国形成了文化和种族同一体的意识，他们认同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华夏”民族初步形成，这为东周时期中原贵族应对外部压力提供了力量，也成为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树立典范 影响后世赏赐

封建赏赐为西周其他各类赏赐活动提供了重要借鉴。其赏赐内容包括土地、民人、车马等，后续的册命赏赐、祭祀赏赐等，内容均未超出封建赏赐的范围。

封建赏赐的内容厚重，将土地和民人同时赏赐，或赏赐其中之一，往往意味着高规格赏赐。如吾簋、不其簋中对将领的赏赐，以及毛公鼎、番生簋中周王对大臣的赏赐，都体现了这一点。《左传》中记载周襄王对晋文公的赏赐，大部分物品与封建赏赐相同，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隆重赏赐，这表明封建赏赐为高规格赏赐活动提供了参照。

车马、衣服、旌旗在周初封建活动中成为受封诸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此后在周人观念中，它们逐渐成为各级贵族身份等级和政治权力的标志。在册命赏赐等活动中，这些物品频繁出现，强化了其文化含义，形成了区别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和文化符号。“唯器与名，不可假人”成为各级贵族的共识。

姬周王朝的封建赏赐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瓦解了殷商旧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削弱了殷商贵族的反抗力量；建立了地方政权，实现了开疆拓土和藩屏周室的目的；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形成；还为其他赏赐活动提供了范例和蓝本，对周初乃至后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景红艳，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