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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秦简中的数学类文献与秦的“数治”

发布日期:2026-01-26 09:51:46 阅读量:

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数学类文献,里耶秦简中有九九表,张家山汉简中《算数书》主要内容的形成不晚于秦代。这些数学类文献反映了秦政特色,即秦的国家权力在对自身内部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时体现出的特色。

秦简中的数学类文献代表了战国、秦时的数学水平,证明中国数学在战国、秦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在数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学类文献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实用。战国时期到秦的统一,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形成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相关新制度的建设过程。从数学类文献的主要内容来看,涵盖了秦的人员和物质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制度,反映了这些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为这些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数学类文献反映秦追求精细的数量化管理。在数学类文献中只有极少数的单纯的数学内容,绝大多数算题是相关制度施行过程中的数学计算,如各类形状田地面积计算,田租征收中实物征收、“税田”划定,仓储粮物的体积,各类物资特别是实际中领取不同的粮米的换算,徭役工程量的计算,手工业生产中耗材计算和工作绩效计算、人户计算等等,也就是这些制度的关键内容都是通过数学计算实施的。

秦要求官吏学习掌握相关的数学计算。秦对人员和物质资源管理控制的制度实施是自上而下的,相应地,数学类文献所涉及的数学知识不仅仅是基层官吏所应该具有的知识,而是制度要求的从上到下的官吏应该学习的内容。

数学类文献也反映了数学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一定是先有完备的数学理论知识才加以运用,而可能是数学应用中的不断总结进步。由于这些数学类文献涵盖的制度的周全和一致,它们自身可能是比较完备的。

秦政独特的地方在于以数量化管理为基础,在管理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权责要求、奖惩机制等方面,形成并实践一种系统的“数治”思想,这长期以来被忽略。北大秦简数学类文献中的《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和《商君书》等互相印证,证明“数治”是秦政最重要的特色。

《商君书》提到许多关于社会管理中的具体的“数”。“数”并不仅仅停留在数量化管理方面,而是进一步把“数”上升为一种社会管理中的客观规律、必然趋势,还是一种社会管理中必须掌握的重要的方式方法,称之为“术”。《商君书》明确提出了“数治”的概念。《靳令》提到“此谓以数治”,指用可以量化的、可以精确把握的依据治理国家,并纳入国家的整体制度“法”的建设之中。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陈起明确指出,天下万物都可以用数表达,都统一于数。人们所掌握的规律是数的体现,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数的,掌握了数,就可以掌握一切运动变化。

陈起强调了“数”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数”是担任官吏、处理行政事务、建立法度、兴举工程必须具备的、最紧要的知识。“数”的重要功能还在于“赋事见(视)攻(功),程殿冣(最),取其中以为民义(仪)”,也就是对社会管理中的设官分职、工作效能能够进行精准考核,评出最坏的和最好的,取其中间值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

陈起提出了“数”和“度”的结合,进而发展为赏罚的重要依据、标准,其核心是要为人的行为确定明晰的依据、标准。老百姓掌握“度数”,生产生活可以最大程度地数量化,一切行为都有依据、标准,都是精准可控的,“数治”就实现了。

秦把社会管理目标设定为“数治”,以数量化管理为根本,以“度数”为主要内容,通过设官分职、权责要求、奖惩机制等把“数治”落实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整个社会、对每个个人的精准的管理控制,这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都是不易实现的,而秦确实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实的实践。

秦的“数治”与“法治”互为表里,作为秦政的特色独树一帜。

秦的“数治”与新制度的建设相始终,发展主要在商鞅变法及其之后,与秦的强大、统一、灭亡等密切相关。

秦为什么会形成“数治”?应该主要和战争、秦的军事化有关。商鞅变法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通过变法使秦成为了一个军事化国家,变法的主要举措都是从战争的需要出发实施的。战争是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需要更多的理性和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精准计算,这包括充足的兵员、雄厚的财力、极高的效率、上下团结的程度等,需要对人员和物质资源有完全的掌控。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追求的是“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在战争环境中,在军事化的驱使下,秦国对人员和物质资源进行严密掌控,进行精细的数量化管理,并形成了“数治”思想。“数治”从对人员与物质资源的管理控制,扩展为方方面面的计算考量。其他诸侯国改革中保留的非战争因素较多,“数治”的色彩不是那么突出。

战国到秦统一,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形成的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大特点是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数治”及相关的制度措施则反映了君主专制集权统治形成的过程。首先是通过战争的名义实现人员和物质资源的控制。其次是各级官吏贯彻落实“数治”目标、服从君主意志。三是刑赏二柄,严刑峻法,“利出一孔”,价值引导。四是君主人格的神圣化。“数治”的有效实施,能最大限度地在战争中集中凝聚力量,使用力量,管理运行的效率更高,对秦在战争中的胜利也有重大意义。可以说,秦在战争中的胜利和最后的统一,某种程度上是契合战争本质的“数治”的胜利。

秦统一之后只维持了十五年时间就灭亡了,“数治”是秦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秦过度追求“数治”,导致“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引起民众强烈的不适感,萌生滋长对抗情绪。“数治”追求的整齐划一,违背了多样性的自然规律和风俗习惯。最基层的官吏,是落实秦的“法度”及其“数治”的最终承担者,最后无法忍受严苛管制和无限度的绩效要求,而走向了和民众一起反秦。

秦的崛起和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影响无与伦比,挖掘秦政的“数治”特色,可以丰富对秦历史文化的认识,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质的认识。

(来源:“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作者:田延峰,系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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