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郭店楚简有《穷达以时》一篇，此篇开首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此篇的“天人有分”与荀子所论“天人之分”实有不同，先秦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因出土文献而引出新思考。

《穷达以时》开篇提出“天人有分”。在“人”这一方面，《穷达以时》说：“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这说明，此篇论述的是贤能之人的穷达。由此，我们认为此篇是站在当时社会一般贤士的立场上来看待外在社会条件的变化。

孔、墨均有关于“贤”的论述。在《论语》中，孔子所称的“贤”多指德行高尚或德行高尚之人。在《墨子》书中，墨子常以尚贤与使能并提等列，可知，墨子所谓贤能之士不仅能厚乎德行，还能博乎道术和辩乎言谈。在战国时期，一般的士若想立致卿相，博乎道术和辩乎言谈是他们不得不具备的才能，《战国策》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论语》中，孔子曾连称尧、舜，以及舜、禹，但未讲到贤士与明君之间关系，也未从贤士难遇意义上来解说历史人物。墨子也以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说明贤士之重要。在《尚贤》中，墨子认为，起于河滨庖厨之中的人也能位至天子卿相。

《穷达以时》以历史人物的行藏说明“穷达”，其所举事例主要有：舜遇尧而立为天子，傅说遇武丁而佐天子，吕望遇周文王而为天子师，等等。这些事例主要是说起于底层的贤能之士能够显达。《穷达以时》所属墓主是一位为太子讲学的学者，其地位属中等的士，地位不算高。以孔子尊尊亲亲的观念，他虽有“举贤才”的言论，但并不能如此彻底地主张从农与工肆之人中任用贤能。春秋时期，大夫、士以下都不是世卿世禄，位至卿相非常困难。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他们欲显达而无凭借之资，必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制约，时遇世运也更为直接和切近。墨子所论对《穷达以时》更有启发性，《穷达以时》也更接近墨子所论。

从《穷达以时》作者选择的德、智、贤这些概念来看，天人之分的“人”应当是具有贤能的士，此贤士具有孔子所说的“贤”，但应当是指以墨子为代表的士，他们具有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才能，如博乎道术、辩乎言谈，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低微，时遇的制约和局限对他们影响很大。《穷达以时》虽然属于儒家文献，但不能不说也受到了墨子学说的影响和启发。如果说《穷达以时》作者是在孔墨学说的基础上去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也符合此篇文本实际。

《穷达以时》提出“天人有分”，另一个重点是“天”。“苟有其世，何难之有”，遇尧遇武丁等，以及“穷达以时”，从《穷达以时》的这些话语来看，其中没有旻天、昊天，代之出现的是世、遇和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年对《周易》进行过深入研究，《易传》或即出自孔子。《周易》具有丰富的关于“时”的哲学。孔子于《易》，重视其在社会人生的作用。《穷达以时》之论“时”“遇”也是渊源有自。《周易·豫》卦《彖传》孔疏说：“夫立卦之体，各象其时，时有屯夷，事非一揆，……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遇乱时，出处存身，此道岂小？”人生在世，或遭逢治世，或遭遇乱世，出处行藏的道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其中道理精微。

《穷达以时》列举了历史人物的穷达，尧、武丁、文王几位天子拔擢起自底层的舜、皋陶、吕望，实现天下大治，齐桓公、秦穆公、楚庄王启用身份低微的管仲、百里奚、孙叔敖，使得国家强盛。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君主不同，伍子胥的命运出现变化。《周易》是在社会一般原理层面显示时遇，《穷达以时》是在历史经验或规律层面论述，可以说两者相为表里。

正如前所述，墨子也从历史层面论述过君臣际遇。《尚贤》记载，尧举舜为天子，汤举伊尹为相，武丁举傅说为三公，皆能实现天下大治。对比《穷达以时》与《尚贤》，二者不仅所用事例相同，而且用语也非常接近。孔子仅论及尧舜禹，而未论及他们的君臣故事。《穷达以时》所举历史事例明显承自墨子。

《穷达以时》所说的“时”“遇”充分说明，贤士们从历史经验和社会经验中认识到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世”“时”“遇”皆指贤士的偶然际遇。

时遇世运变化不测，这促使贤能之士思考命运和“天命”。西周末期，周人开始质疑“天”和“上帝”。春秋时期，“天命”思想的分化更为明显。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三种对待命运的观点：一种可说是宿命的观点，认为个人之寿命富贵皆有定命，不可求，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子也说执有命者“杂于民间者众”，可知此种观点有持久广泛的影响。二种即墨子所执，认为没有定命，否定命的存在，强力从事可改变世运。三种即《穷达以时》所论，认为际遇世运是人之穷达的决定因素，际遇世运是人身处社会的各种条件和环境的总括。际遇世运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历史经验证明其存在。对人来说，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贤士，人在“天”之前是有机遇的，是有一定自由突破既有秩序去实现自身能力的。这是其与宿命论不同之处。《穷达以时》更强调个人和现世禄位和名誉，并不注重对“天命”的承当。这是其与孔子不同之处。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到，《穷达以时》虽然属于儒家文献，但也吸收了墨家思想。《穷达以时》作者是以平民立场观察社会，认识到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对自己构成了制约和限制，借鉴孔子“时命”论和墨子历史经验论来认识和分析“天”。《穷达以时》的“天”实际指外在于人的社会，在战国时期，即指国、君和制度（礼制）等。

（作者李雷东，系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来源：“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