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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清新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其中,《周南》与《召南》命名规则与其他十三国风不同,却被排在风诗之首,历来受到国人重视。
一、“南”的音乐性、地域性与政治性
“南”的音乐性。《吕氏春秋·音初》中记载的大禹治水时涂山之歌,被视为“南音”滥觞;周公、召公命人采南风,编纂成《周南》《召南》;至宋人《诗总闻》强调,“南”乃乐歌名。此类观点影响深远。此外,郭沫若曾提出“南”本为钟镈象形,后孳乳为方位名,其说因缺乏证据而饱受争议。
“南”的地域性。《诗经》及先秦文献中的“南”常指“南土”或“南国”。《周南·樛木》中的“南有樛木”,《小雅·四月》中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无不是描绘南国特有景物或景象。结合《礼记·乐记》等文献记载分析,周人灭商后出兵征服南国,可能为采集南方乐歌的历史大背景。
“南”字还具有政治性。在古代中国,由于地理环境和建筑布局的原因,“坐北朝南”被视为尊位,天子、诸侯以及地方官员在处理政务时,都是面向南方而坐的。《论语》有“雍也,可使南面”的说法,意指冉雍具有治理国家、领导民众的能力。据此,《周南》《召南》也可以指周公、召公所治理地区的乐歌,与南音或南方无关。“二南”中的部分作品明确提到北方风物,可能与此有关。
无论怎样,历史上肯定有人把“南”理解为“南音”或“南方”,所以“诗三百”在采集、整理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收入南方民歌。
二、《江有汜》的地域音乐特色
《诗经》与《楚辞》是两座高峰,分别代表先秦文学北方与南方的最高成就。如果《诗经》中有南方民歌,是否意味着它是“楚辞”的先声呢?这个问题对于揭示我国南北文化融合是有重要价值的。
南方巴、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亲疏有别。西周时,楚国地域很小,在南方采到的歌诗未必就是“楚风”;春秋时,楚国疆域日益扩大,但周、楚关系不睦,周人到楚地“采诗”或楚人主动“献诗”的可能都不大。但是,巴国则不同:相传巴人勇武善战,曾助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武王以“宗姬”封之于巴地。《左传》中有“巴姬”的记载,可能表明巴人自视为与姬周同宗。鉴此,巴渝民歌早年进入“诗三百”是完全可能的。
《召南·江有汜》三章均以“江”字领起,是一首明确的“长江之歌”: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这是一首弃妇诗。思想内容上,除地名外,南方特色并不鲜明。艺术形式上,此诗以三言为主,在《诗经》中极为罕见:三言是“奇音步”原始诗体,一字一拍,节奏强烈,与巴人能歌善舞、质直好义的性格相契合;四言是“偶音步”成熟诗体,两字一拍,节奏紧凑。《江有汜》朴拙的三言形式,更接近巴渝古老的歌诗传统,展现了巴渝文化的深厚底蕴。
春秋战国之际,巴、楚两国国势此消彼长,巴渝民歌却在楚地极为流行。宋玉提及的《下里巴人》在楚国广受欢迎,足见巴歌魅力。“楚辞”句型上三下二,与《诗经》四言二二节奏迥异,却与“三言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说,“楚辞”中已经悄悄融入了巴渝歌诗的因素。
三、巴渝歌舞对中原诗歌的影响
秦汉以后,巴渝遂为王化之地,巴渝歌舞赫然呈现为中原舞台上的亮丽风景。汉高祖时,巴渝歌舞被直接采入乐府,成为宫廷雅乐的一部分。据《晋书·乐志》记载,《巴渝舞》最初以巴地方言写成,舞曲包括《矛渝本歌曲》等四篇,其舞蹈性质属于武舞,展现出巴人勇猛善战的精神风貌。
《宣武舞》作为《巴渝舞》的改编版,在艺术形式上与《江有汜》有着不解之缘:其舞曲歌辞中,“三言”占比高达40.3%,明显不同于《诗经》整体以四言为主的情形,而与《江有汜》的三言节奏相近。这不仅揭示了巴渝歌舞对中原诗歌艺术形式的渗透,也彰显了巴渝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深远影响。
同时,巴渝歌舞还与楚辞一起,对汉代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刘邦作为楚人,曾被封为汉王,不仅地近巴中,而且倚重巴人与项羽争夺天下,其诗歌创作自然深受楚歌与巴歌的双重影响,《大风歌》是这种影响的生动例证。《汉书》所载的《安世房中歌》也是巴渝歌舞与中原诗歌融合的典范,其中《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是完全意义上的三言诗,《大海荡荡》则是含有三言的杂言诗,都展现出与《江有汜》相似的音乐特征。
汉武帝时,巴楚音乐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李延年等人为汉乐府创作《郊祀歌》十九章,其中有多首三言诗。这些诗以其独特的“奇音步”特征,为后世五言、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小结——
《召南·江有汜》作为源自长江之滨的歌诗,以其独特的三言形式,展现了巴渝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巴渝歌舞影响中原诗歌的重要见证。自西汉开始,南方巴渝歌舞及楚辞大量传入中原,不仅丰富了中原诗坛,也推动了诗歌样式的变革:从以“偶音步”的四言诗为主,发展到以“奇音步”的五言、七言诗为主,这一变革的背后是来自长江流域的巴渝歌舞与楚辞的深刻影响。(来源:“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作者:逯宏,系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