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就是关于战争的认识与理解，它是一个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人的战争观就是周代观念意识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构成了中华传统战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人战争观的第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周王室执政卿刘康公就鲜明地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战争和祭祀看成关系邦国兴亡的两件大事。在周人看来，一个贵族人物对于战争的态度决定着他自身乃至的命运。例如在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作为霸主的晋国打着周王室旗号发起了对秦战争。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代表国家赴鲁请兵的晋卿郤锜“将事不敬”，鲁卿孟献子预言郤氏宗族必然灭亡，因为郤锜承担的“求师”之命关乎社稷安危，他的怠慢必然会触怒神灵，从而给整个宗族带来毁灭。同样，在联军会齐举行执膰礼时作为周王室重要将领的成肃公因表现出怠惰态度，被刘康公预言必死。周人对战争的重视还表现为“慎战”思想。《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征讨犬戎，其理由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以德教化是先秦重要的政治理念，这直接决定了周人慎战的战争观。

周人战争观的第二个重要内涵就是将礼敬神灵与团结民众视为取胜的基础条件。《国语·鲁语上》载，在齐鲁长勺之战之际，“曹刿问所以战”于鲁庄公，庄公的回答就是“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这应该是周代贵族统治者的普遍观念，即将取悦神灵与“和民”视作战争取胜的基础条件。周人战争观的第三个重要内涵就是将战争视作政治的延续，国政的良善与否决定着战争成败，《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楚大夫申叔时预言在晋楚战争中楚军必败，其依据就是楚国的内政外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而“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

文学作品的内容主旨和审美意蕴归根结底决定于其民族文化传统。作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学经典，《诗经》有着大量战争诗和丰富的战争描写。这些战争诗和战争描写的内涵受到了周人战争观的深刻影响。

其一，周人强调民众和合的战争观，决定了《诗经》战争描写往往着力于群体场景和群体情感的表现。《诗经·邶风·击鼓》开篇就着力营造了一个群体激情洋溢的画面：“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击鼓的特写渲染了一种紧张、热烈、激昂的氛围，“踊跃”句则凸显了参战人员的豪情高涨，“土国”句展现了举国忙碌修筑防御工事的场面，展现了卫国上下均被战争所激发的情境。这种群体画面的营造无疑与周人的“和民”战争观密切相关。《诗经·秦风·无衣》在回环往复的吟咏中展现了秦军将士互相召唤、互相鼓舞、同赴战场、共御强敌的情景，传达出被战争所激发的同仇敌忾、慷慨赴死的群体情感。《诗经·小雅·六月》首章开篇就渲染出周王朝将士们激昂慷慨、整装待发的场面，“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报效君国、勇于赴死的忠诚与战斗豪情充溢于其中。

其二，周人战争观中特别注意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并通过种种仪式加以凸显。《国语·晋语五》言“宋人弑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为强化作为盟主的晋国的“修天罚”行为的正义性，赵盾极力主张“伐备钟鼓，声其罪也”。这就决定了“鼓”频现于《诗经》的战争描写中。《诗经·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渲染了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诗经·小雅·采芑》“伐鼓渊渊，振旅阗阗”通过鼓意象传达出周军将士的赫赫声威。从此鼓也就成为重要的战争意象，在后世诗歌中屡屡出现。

其三，周人代天行罚的战争观决定了他们更注重战争的威慑功能。这体现在《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侧重于对军队威严气势的渲染，如《诗经·大雅·常武》“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强调周王威势的显赫与盛大，“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凸显其英武肃穆。其四，周人战争诗把将帅作为着力描写与刻画的对象，如《诗经·大雅·大明》中对姜太公的描写：“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在这首诗中，作者铺写了宏大壮阔的牧野之战的场景，在此背景之中凸显了勇武过人的周军统帅姜尚，体现出文德兼具的人格内涵。综上所述，《诗经》的战争描写是周人战争观的产物。从周人战争观入手考察《诗经》战争描写，可获得更为具体和深入地理解。（来源：“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作者：陈鹏程，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