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时空界定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发展的鼎盛期，是王朝政治制度与礼乐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演变过程深刻反映了商周社会的政治变革与文化传承。商末周初时期是商王朝走向灭亡、西周王朝建立之际，商、周两种文化在此交汇、传承和更替。然而，由于周族在灭商前长期作为商的附属国，其礼乐制度和青铜文化深受商文化影响，特别是在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几乎完全接受和传承了商人的工艺传统。这种文化传承的惯性使得商末与周初的青铜器在器型、纹饰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这就给商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带来较大困难。但是，毕竟商文化与周文化分属不同的族群和地域系统，文化渊源和社会习俗不同，两者在陶器、葬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青铜文化方面也具有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周人灭商后社会发生的巨变，必然会产生一些彰显周族文化特色和西周王朝新气象的青铜器，这就为商末周初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本文所界定的“商末”“周初”是一个相对的时空概念，其中商末指商王帝乙、帝辛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即殷墟青铜器分期的第四期；周初是指西周武王、成王、康王在位期间（公元前1046—前922年），约当西周早期的前段。

二、研究方法与材料选择

本文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也是区别两种或多种文化异同或相互关系行之有效的方法。

研究材料主要选取商末周初青铜器中自身时代明确、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青铜容器，按器类进行比较，并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等进行比较分析。选取安阳殷墟四座商末典型墓葬以及泾阳高家堡、灵台白草坡等四座周初墓葬，对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三、商末与周初青铜器的比较

（一）器类比较

商末青铜容器，包括炊器鼎（柱足圆鼎、罐形鼎、方鼎、分裆鼎、附耳鼎、扁足鼎）、甗（连体式甗）；食器簋（盆形无耳簋和双耳簋、球腹簋）、豆（深盘高圈足豆）；酒器尊（觚形尊、筒形尊）、罍（圆罍、方罍）、方彝、卣（提梁卣、贯耳卣）、觚（圆觚、方觚）、爵（圆爵、方爵）、斝（无柱和有柱斝）、觯（椭圆体和圆体觯）、无盖角；水器盘（无耳圈足盘）、盉（罐形三柱足和锥足盉、分裆四柱足盉、分裆袋足盉及扁腹三柱足盉）。其中，酒器种类最为繁多，反映出商代“重酒”的礼制特点。

周初青铜容器，消失的器类：罐形鼎；新增的器类：四耳簋、四耳和双耳方座簋、方形斝、束腰形觚、方体觥、带盖角、方座提梁卣、椭体长颈垂腹的壶、方体提梁罍、附耳盘等。显示出食器在礼器中的比重增加，这一变化反映了周人“重食”的礼制观念逐渐取代商人的“重酒”礼制传统。

（二）形制比较

商末时的青铜容器，造型大气厚重，其中的鼎为深腹，柱足粗短，腹壁弧收；周初鼎腹变浅，腹壁外鼓，柱足细高。商末簋深腹高圈足，双耳无珥或小珥；周初簋腹变宽浅，圈足降低，垂珥发达，出现方座簋。商末觚瘦高体，腹部偏上；周初觚体变矮胖，腹部下移。商末卣腹部下垂，重心低；周初卣体瘦高，腹部上提，出现方座卣。另外，周初出现四出戟式、高折角式扉棱及翘出器表的兽面大角装饰，这种张扬与霸气的装饰风格为周初所独有。

（三）纹饰比较

商末流行三层满花纹饰，浮雕感强，立体效果显著。纹饰以兽面纹、夔龙纹为主纹，多采用云雷纹地纹。周初铜器满花器大量减少，许多重要青铜器花纹也无地纹。带状兽面纹增多，大鸟纹、直楞纹流行。纹饰趋于平面化，浮雕感减弱。新出现蜗身龙纹、羽身凤鸟纹、锥刺状乳钉纹、大角翘出器表的兽面纹以及“田”字格式宽带纹等。

（四）铭文特征比较

商末铜器铭文字数不多，从单字到数十字不等。内容以族徽、简单记事为主。使用“祀”纪年和多见“翌日”等语。字体多肥笔，波磔明显。周初铭文字数大幅增加（如何尊122字），字体大气舒展，内容更加丰富，多记载重要史实。使用“年”纪年，出现周王名号、月相术语等。

（五）组合关系比较

商末铜器组合以酒器为核心，食器（簋）数量较少。器物组合以鼎、觚、爵、觯、尊、卣等为主，觚、爵地位突出，数量也较多。周初铜器组合以食器为核心，簋的数量增加，觚、爵数量锐减，鼎、簋、盘、盉等成为主要组合形式。由此可见，青铜礼器上的“重酒”或“重食”组合，确是商、周礼制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结论

商末是商代青铜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器类丰富，铸作精良，形制和装饰以厚重大气、繁复华丽而著称。庄严肃穆的兽面纹以及舒展洒脱的夔龙纹，在云雷地纹的衬托下更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以“重酒”为特点的青铜礼器组合，是商王朝礼制和青铜文化的突出特点。

周初青铜器在形制、工艺上继承了商代传统，尤其在灭商初期表现明显。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逐渐发展出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青铜器体系。具体表现在器形庄重大方，纹饰简爽而不失华美。铜器中食器地位的显著提升和“重食”观念的形成，以及多种具有周式风格纹样的出现，均是周人青铜礼器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见证。

总之，商末至周初的青铜器时代特征鲜明，从“重酒”到“重食”的组合变化，体现了商周礼制观念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是“周革殷命”后政治制度和社会变革的真实反映。商周之际青铜器形制、纹饰、铭文、组合等方面的特征演变，为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了解商周之际的文化变迁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岳连建，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夏商及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及青铜器研究。原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