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着爷爷走村庄

谭梓健

爷爷做完结肠癌手术，从医院回到村里时，人瘦到只剩八十多斤。手术前，他将近一个月不能吃喝，身体亏得厉害，术后双脚浮肿得连从前的凉鞋也穿不进去。父亲找来一双宽大的拖鞋，爷爷低头看了半天，说：“这哪是我的脚，跟借来的一样。”

爷爷的精神倒还好，只是走不了远路。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把他扶到轮椅上，推着他出去转转。起初只在家门口晒太阳，后来沿着村路慢慢走，走到村北的小桥边。
　　我小时候也常在村里跑，却很少认真看过这个村庄。哪家的墙高，哪家的门朝东，哪棵树是谁栽的，我都说不上来。爷爷坐在轮椅上，反倒比我看得清楚。他的眼睛沿着路边的房屋一间间望过去，许多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也跟着回来了。
　　经过一处荒院时，他让我停下。院墙塌了半截，里面长满野草，墙根还立着一口破水缸。爷爷说，他年轻时，这家人养过一头很壮的骡子。生产队往地里送粪，别家的牲口走到坡上都要歇一歇，只有那头骡子不肯停，主人拉住缰绳，它还一个劲儿往前拱。后来骡子老了，主人舍不得卖，白养了好几年。
　　再往前，是一条已经填平的旧沟。爷爷说，从前沟里常年有水，夏天大人下地干活，孩子们就在这里摸鱼。有人用簸箕堵住下游，有人卷起裤腿在水里赶，忙活半天，摸到的多是泥鳅和小虾。分鱼时却很认真，大孩子多一条，小孩子少一条，谁也不许多拿。我推着他，听得很入神。眼前明明只有一面旧墙、一块荒地、一条水泥路，经他一讲，那里便有了人声，有了牲口的铃铛声，有了孩子踩水时的笑声。
　　走到村西，爷爷指着一棵歪脖子枣树说，那是他二十多岁时栽的。那时候家里穷，树苗还是从邻村讨来的。第一年没结枣，第二年只结了十几个，他一个也没舍得吃，全留给了村里其他孩子。如今树干已经粗得两只手抱不过来，树下堆着几捆柴。我问他：“你还记得栽树那天？”
　　爷爷说：“怎么不记得？那年雨少，挖下去一尺多，土还是干的。我挑了两桶水才把它栽活。”
　　他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双浮肿的脚搭在踏板上，安静得让人心里发酸。这时我才意识到，爷爷年轻时就是靠这双脚走遍村里的。他下地、赶集、挑水、送粮，谁家盖房缺人手，他也过去帮忙。如今他坐在轮椅上，脚不能再带他走远了，可他记得每一条路通向哪里，也记得路边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
　　从前我总觉得故乡就是老屋、田地和村口那几棵树。长大以后去了外地，偶尔回来，也只是匆匆吃顿饭，看看长辈，第二天便走。村里修了新路、盖了新房，我觉得它跟许多村庄并没有多大区别。
　　表面上是我推着爷爷走，其实是他领着我重新认识故乡。他把自己走过的一生，沿着村路慢慢讲给我听。我也终于明白，一个人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心里总有几条旧路。路上有人等过他，帮助过他，也被他牵挂过。
　　故乡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它记得一个人从哪里出发，也替一个人保存那些不愿丢失的往事。多年以后，爷爷讲过的一些人和事，我也许会忘记，但我会记得这个夏天，记得自己推着他缓缓走过村庄，轮椅碾过水泥路，发出轻轻的声响。